烈火 vs 青春

譚家明導演的《烈火青春》上映時，我只有十二歲，剛過孩童時代，未入青春；我好像曾在戲院看過該戲，劇情忘得一乾二淨，但電影惹來衛道之士的批評抗議，我倒還有點印象。

張國榮跟葉童相識的第一夜便上床，夏文汐與湯鎮業在電車上做愛，對八十年代香港社會來說，是震撼的；有人說，震撼本就是電影的使命，問題是甚麼震撼，我想，譚家明不是嘩眾取寵，販賣鹽花，譚家明製造震撼該別有一番心思。

戲 中的四位男女，懶洋洋的頹廢中，帶點憂鬱與疏離，在夏文汐的日本男友來港前，故事毫不懸疑緊湊，兩段邂逅，都來得日常與平庸，也沒有公式化的轟烈愛情，張 國榮帶葉童往公寓，順道纏綿，夏文汐勾搭與作弄湯鎮業，也只是不想用腦，只求身體快樂，談不上甚麼「烈火」；銀幕以外的道德烈火，要比電影中的青春故事來 得猛烈。

姑且對「烈火」作另一種詮釋，真正的烈火來自戲中的赤軍，當然，在譚家明的鏡頭下，赤軍，這個來自六十年代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左 翼組織（被人稱為恐怖主義者），其目標與理想已不再重要，但它屬於理想主義時代，是青年反抗運動的產物，他們對革命與組織忠誠十足，所以，夏文汐的日本男 朋友要退出，組織便要派人來殺這個叛徒。

真正赤軍是否如此，並不重要，那只是譚家明或一眾編劇想像出來的「烈火」。

片尾赤軍女殺手跟四男女及日本人在海灘廝殺，夏文汐與湯鎮業死得乾脆，絕不拖泥帶水，葉童最後幹掉赤軍派來旳代表，為青春嬴了一場決定性戰役，烈火終要熄滅，青春獨霸。

四位青春男女坐在海灘閒聊，戲中的葉童說：「我地好似對個社會冇乜貢獻喎。」張國榮說：「我地味係社會囉。」一語中的，在譚家明眼中，他們就是青春的代表，他們是大社會的代表，他們自己也是一個自成一體的小社會。

電影為激進青年劃上句號，為火紅年代寫下休止符，對時代轉變敏感十足，預言力強；在網上看到有論者說，《烈火春青》是新浪潮的尾聲，雖不中亦不遠矣。

然則，青春是甚麼？卻不大好說，夏文汐與張國榮醉心東洋文化，湯鎮業在日本高手面前，使出從電影中學來的中國功夫，令人難堪之餘，卻道出了身份名份不清不楚的八十年代，那是譚家明的青春，是張國榮的青春，還是香港曾有過的美麗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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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多多的捷運（澳門捷運報導之一）

每次回澳，都感到路面車輛交通每況愈下，不過，澳門，特別是澳門半島，是一個可以用腳走的城市，塞車嘛，大家走一走便好了，可是，好像很多錢的澳門政府卻說：放心，大家將來可以搭捷運了！

解決交通問題，一種方法還是多種方法？

新澳門學社昨日（23/4/2005）在黑沙灣的牧民中心舉辦了研討會，題為「捷運系統與城市發展」，講者之一程衛東提醒我們，解決城市公共交通問題，可以有許多不同方案及選擇，埋在地底的地鐵或捷運，不是唯一的選擇，也沒有證據說明是最好的。

程 衛東在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碩士畢業，他對城市交通規劃案例頗熟悉，他提到全世界五花八門的案例，包括歐洲近十多年興起的地面輕軌，不少拉美第三世界國家的 巴士專道規劃，其中的巴西庫裡提巴市（Curitiba）便經常受規劃界的推祟；同時，為了減少污染，各國亦推動替代性燃料（如天然氣及石油氣），此外， 亦努力減少機動車的數目。

以上的方法沒有任何一個是萬靈丹，但它們都較地底捷運的成本較低，較彈性，施工及執行時間短，至少應拿出不同方案及數據進行對比，公開諮詢，但現在澳門政府只拿出香港地鐵公司的捷運方案給公眾諮詢，並引導市民在四條不同路線上選一個，實在荒謬至極。

沒有規劃的城市，沒有充份調查的地鐵公司！

澳門是個沒有城市規劃的城市，沒有城市規劃法，沒有規劃大綱，沒有規劃部門。

研 究規劃的黃東先生說，現在突然跑出建二十七公里的捷運，是在沒有規劃之下產生的，許多因素都沒有考慮，而香港地鐵公司也因應著澳門政府的長官意志，進行現 在這個研究，他舉例，地鐵公司的研究報告裡，竟然沒有分析澳門現在的機動車數目，車流量及交通設施，至於未來的預測更沒有。

而且，即使從技術問題看，也有許多漏洞，研究報告只指出，南灣至河邊新街的土質沒有問題，但其他地方呢？

黃 東指出，全世界大部份地鐵在挖掘時，多多少少都出問題，不少地底岩層不容易挖掘，跟原來的預測差許多，例如現，在廣州第三期地鐵便因為這個原因，而處於膠 著狀況，這亦會造成嚴重超支。澳門由開埠以來，沒有做過任何地質勘探，香港地鐵公司又如何大膽假設沒有問題？而那個早己把市民嚇破膽的一百二十億，會否其 實是低估了的數字？

擴張中的澳門（澳門捷運報導之二）

照片來源： A-W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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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趕走內行，引入外行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委員最近大換班，特首重新任命十三位委員。

大 概香港市民還會記得，零三年時，平機會鬧出了主席王見秋解僱余仲賢事 件，還牽引出懷疑平機會主席及部份成員密謀，批鬥前主席胡紅玉，但是，經過這一連串醜聞，政府委任委員的方法及作風，仍是紋風不動。當時，不少民間團體建 議委任過程要透明化，並作廣泛公聽及諮詢，但政府都當作耳邊風。

在政府的公告中，十三位新委員只有名字，連簡單的資歷及背景都欠缺，究竟委任是根據甚麼原則，市民都一頭霧水；再仔細查看一下這些委員的背景，部份人為何會被選，簡直摸不著頭腦。

委員中，有幾位是女性團體、少數族裔的代表，有些是社會科學及人力資源研究的學者，他們尚跟平機會關注性別平權相關，但恕我孤陋寡聞，在名單裡，有幾位委員的背景，任我有多大的想像力，也想不出他們與平等機會及反歧視工作有多少關係。

廖淥波，香港證券經紀業協會委員，為何證券經紀業特別與平機會有關？

鄭國杰，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委員，墳場管理與平等機會又有何關係？

張黃楚沙，太平紳士，公益金委員，我們香港是否仍是殖民時代，太平紳士仍是社會領袖？

顧張文菊，律師及舞蹈團董事，律師的身份勉強可說跟平機會有關，但是，她的律師行卻不是專注人權及反歧視法，而是保險及企業財務，而舞蹈又跟平機會的關係是甚麼呢？

譚香文，立法局會計界議員，我看過她的網頁上的履歷，沒有一項能跟平機會工作扯上關係，如果我有遺漏，請讀者指正。

余仲賢在英國是資深的反歧視及平權工作者，屬內行人，但他還未上任便被解僱，相反，平機會充斥著一群外行人，政府是否害怕平機會太有用？太能幹？


附錄

葉健民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王鳳儀
和諧之家總幹事

Saeed Uddin
Chairman of the Islamic Community Fund of Hong Kong
促進種族和諧委員會非官方成員

廖淥波委員
香港證券經紀業協會

羅觀翠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委員
婦女事務委員會「性別觀點主流化」召集人

譚香文
立法局議員（會計界別）

鄭國杰博士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委員

趙其琨教授
浸會管理學系系主任, 獲選人力資源教育精英

蔡惠琴女士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2002), 教育統籌局屬下人力發展委員會的成員(05),持續專業進修聯盟會長

張黃楚沙女士太平紳士
公益金委員

顧張文菊女士
律師, 香港舞蹈團董事

林綿儀
工聯婦委主任

勞永樂
太平紳士，前醫學會會長，曾任立法局議員（醫學界）

照片出處：DirkPh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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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書店是公共還是私人？

榆林書店擺放派發刊物的地方，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

我 的答案是，它既是私人，也是公共的；聽起來有點矛盾，但這是當代城市的現象，自命代表公眾（或人民）的政府或公共機構，已越來越撤出公共空間，相反，大小 私人企業所建構的公共空間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同時，亦構成了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小小的榆林書店不過是冰山一角而矣，以香港為例，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商場，有時它比不少公共空間，如遮打花園、中環行人專用區等還要吸引 人流。

類似的事件，去年便發生過，銅鑼灣世貿中心的貼紙相機的管理人員，曾禁止任何兩位男性單獨入內拍照。

這種空間，我們已不能用產權（property right）來討論了，用法理語言來理解，更是把問題抽離其歷史脈絡；換一個簡單的說法，書店店主從法律上當然可以合法拒絕任何刊物，但這種做法是否合理，又是另一個問題。

「產權」是其中一種權利，既然我認為「產權」不是恰當的討論語言，同志團體的平權論述，也不是這麼恰當；雖然筆者在這件事裡的立場，可界定為支持同志團體的，也認為榆林書店不當，但我認為，把事件視為歧視，並不準確地呈現事件的性質。

由 書店以至其他大小企業所經營的公共空間，是我們公共文化的孕育場所，但不管誰來經營，都涉及有形及無形的規範，這種規範經常對某類群體特別開放，對另一些 會排斥；例如哈伯瑪斯著名的「公共領域」，具體指的是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的咖啡店及沙龍，雖然那是啟蒙理性的誕生地，但不少女性主義者及族群研究者指出， 那是非常白人－男性－布爾喬亞中心的，女性、有色人種、工人等都很難進入參與。

這種排斥（exclusion），主要不是法律權利的問 題，也不是立個法便可解決的，而是文化建制的問題，涉及文化政治、文化政策、文化管理，這些都規範著我們的公共交往；網友日不落說，我們對榆林的「期望」 並不合理，因為它是一家私人公司，我會說，合不合理，不是從產權來界定，而是由公眾來爭議的，爭議的焦點是，榆林那個擺放刊物的空間究竟有多公共，以及是 怎樣的公共空間。

所以，雖然我並不認為事件涉及歧視，但同志團體對榆林書店的衝擊還是有意義，它的意義不在平權反歧視，而在於質問公共空間的邊界，以及公共文化中的規範。

故此，我並不太建議用反歧視法來回應這個問題，我想，與其法律鬥爭，不如做以下兩件更重要的事：

1. 在西洋菜街的論壇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不同身份認同的群體應該繼續質疑公共空間的邊界及規範，例如商場、大型屋苑、學校等等，這是一場公民意識反省的運動；
2. 創造新的公共空間，例如台北已有人思考如何串連酒吧、咖啡店、書店，形成新的公共文化空間，香港又如何？旺角是否一個好地方？

香港人熟習的法理語言，有時會窒礙思考，不能開拓新的社會空間，而公共空間或文化的詞辭，香港人的確較陌生，但我相信，熟習及運用它來思考，以及指導行動，肯定對新環境新運動有用。

圖片說明：相中是上海的新天地，由瑞安公司開發及管理，它清拆了太平橋附近的石庫門民居，然後用部份建材重新建造了一個消費區，這也是一個由私人經營的公共空間。

圖片出處

「隱蔽」的香港

由「老泥妹」到「隱蔽青年」

記得許多年前，有一部電影名為《老泥妹》，我記得當時有社工及評論人仗義執言，指摘電影無中生有，抹黑在尖沙嘴流連的青年，製造扭曲的刻板印象。

今 天看來，發明「隱蔽青年」的社會工作者，顯然是一種倒退與墮落，需要製造標籤以延續自己的生存，而社會的規訓，也由尖東海傍進入尋常百姓家﹔躲在家裏，不 上學，沒有受薪工作，可以有一千萬個理由，可以正當，可以不正當，現在卻變成一種病態，一種青年的病，跟當年發明「老泥妹」沒有兩樣。

追夢者與引籠少年

面 對香港的倒退與墮落，我無言以對，只建議社會工作者重看一部英國電影，阿倫柏加(Alan Parker)1991年拍了《追夢者》(The Commitments)，改編自道爾(Roddy Doyle)的小說。80年代的英國青年失業嚴重，經濟不景，一群不想工作，或不想打份牛工的年輕人，組成樂隊，打出名堂，把自己對世界的不滿及看法，化 成音樂；電影中的演員後來亦成為樂團，到處表演。

電影說的故事，不是白手興家的神話，而是人尋找夢想及委身的歷程﹔工作有時是夢想，但夢想不等於工作，而對基層青年來說，工作卻經常是噩夢，我們的社會與政治更如是。

香 港有人被稱為「隱蔽青年」，日本有100萬位青年被稱為「引籠少年」(Hikikomori)，他們通常是中產家庭子女，長期躲在房間裏足不出戶 ﹔日本的心理學界當然關心這個問題，但不少人亦從學生運動及政治角度看，指出日本政治被政客完全支配，青年不再具有戰後出生的「團塊世代」的激情，及學運 年代的政治熱情投入，現在連生氣也沒有力氣了，不信？請看一下村上春樹的小說或濱琦步的歌曲，日本不少選舉的投票率甚至比香港更低，青少年的政治參與更 少。

隱蔽香港

在滿口仁義與「隱蔽」之前，我建議大家放棄標籤，放下泛道德批判，切實看一下香港社會是否還有夢想，是否還有值得讓人為她奮鬥的地方﹔香港人過去曾經是充滿夢想及投入熱情，70年代有社會運動，80年代至90年代初有民主運動，回歸後的今天呢﹖

有人要香港年輕人爭氣，但不少人卻不要香港政治太爭氣，當個「隱蔽」的孩子好了，受上層家長的監管與領導﹔香港人，跟青年人一樣，需要的不只是一份工，不只要入大學，而是改造世界的夢想，旺盛的民氣，社會及政治願景，這亦是過去兩年七一遊行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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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pmor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