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陳有先生，請你向韓國農民道歉！

我 們系的學生對世貿了解不算深，但他們今年辦的「世貿周」實在令我覺得很自豪，他們的口號很好：聆聽他們，即鼓勵香港人聆聽來自各地被世貿害苦的人；沒有人 會期望發達國家或大企業會聆聽，但水平不高的香港媒體其實也開始慢慢聆聽，輿論已不是一味的「暴力」，開始了解別人的苦況了；可惜，作為號稱很關心第三世 界發展的樂施會負責人莊陳有先生，卻絲毫沒有聆聽別人，實在令我震驚。

莊先生，你有沒有聽到別人的聲音？

《五稜鏡》（14/12）裡，李燦榮問他：你會否擔心一些過激行動會影響其他和平示威方式？他說：

「一 方面會影響其他示威方式，另一方面也會令媒介的注意力轉移到示威行動，而忘記談判內容才最重要，其實在示威期間美國和歐盟正提出要求，就是要延續和平 條款，意即一個免責條款，令他們即使持續對農產品津貼，亦可免守世貿規則，這條款本於今年年底結束，不過，他們要求持續，我們會極力反對。」

他究竟是否明白南韓農民以至其他反WTO人士的要求？在他的口中，他們只剩下「行動」，而沒有訴求，他的論述裡，好像大家目的一致，於是，南韓農民好像用錯了方法，但問題其實不是他們用的方法對不對，而是他們的要求根本與你樂施會的要求不同呀！

他 們的訴求很簡單：停止及解散WTO，或停止推動任何世貿議程，即所謂「No deal is better than bad deal!」，所以他們努力向會場邁進，阻止會議進行，1999年西雅圖的示威者如是，前天會場內的NGO代表如是（除了剛才的口號外，便是「WTO Kills farmer」），在街頭的各國農民、漁民、工人及學生亦如是；而樂施會則要求在世貿裡推動公平貿易，減少或撤消富國農業補貼，所以，他們的策略當然是和 平談判與遊說。

在運動裡，這兩個要求其實並不必然完全矛盾，我在兩次的遊行裡也沒有聽過有人批評樂施會的立場，也沒有說樂施會的不同訴求 及策略「轉移」了反世貿的注意 力，示威的朋友很尊重多元差異，倒是坐在辦公室裡莊陳有－－跟精英進行談判及遊說的國際NGO貴族，卻指在街頭抗爭的人轉移了注意力，莊先生，你有沒有聽到別人的聲音？你知道甚麼是差異嗎？

莊陳有先生，請你向韓國農民道歉！

如果要說吸引人注意力，樂施會倒是很拿手的，找了黃耀明等明星遞請願信，連世貿總幹事拉米也簽了它的聲明，溫和得好像世貿跟樂施會其實沒有多少根本分別（我仍然相信，它們有實質分別），或世貿已接受了樂施會的建議（其實沒有）。

我不想爭論樂施會的目標及策略對不對，姑且接受它有自己的考量吧！但反WTO的抗爭企圖阻止世貿會議進行的朋友，也有自己的目標與策略，莊先生，你憑甚麼說人家就是使人忘記世貿條款內容？而不是你令人家忘記了會場外的訴求？條款內容固然重要，但條款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造成的痛苦，而痛苦及憤怒的聲音就在警察的盾牌、警棍及胡椒噴霧前！他們就是你說的「世界公民」呀！

實在可悲，莊先生呼應前陣子媒體抹黑示威者的方法，其實，近日不少媒體也改變態度了，倒是莊先生對所謂「激烈行動」依然敏感得無法用耳朵聆聽。

我在這裡暫不想跟樂施會討論哪一種目標是對，哪一種策略是對，我想說的是，莊陳有沒有尊重那些身無分文的農民抗爭傳統，沒有尊重這場全球化運動的成果，以及其目標與策略，如果是尊重的話，便不會在沒有時間（《五稜鏡》只有幾分鐘），或沒有打算提出理據的情況下，打擊正在抗爭中的南韓農民形象。

坦白說，我很憤怒，但我很清醒，我不是要向樂施會找碴，我提出的要求很簡單：莊先生應該跟所有參與反WTO的朋友道歉，特別是南韓農民，同時，請莊先生豎起耳朵，聆聽別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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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媒體遇著反世貿

今天參加了反WTO大遊行，天氣很好，氣氛也很好，色彩繽紛，頓見香港傳媒的負面宣傳是「阿茂整餅」，傳媒遇著反世貿表現出無知、保守、反動、閉門造車的性格！

暴力
反 世貿的朋友運用各種手法抗議，所謂「暴力」只是其中一種，今天在隊伍中沒有看到，卻有人跳舞唱歌，印尼勞工還弄來一只大蜘蛛，很搶眼，人也不少，但本地傳 媒不感興趣，傻傻地，反而追著今天出席人數不算很多的南韓農民，他們很安靜，很守秩序，跟著領導喊口號及唱歌，我們學韓語喊口號，他們不跟著喊，連笑都不 笑一下，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你說他們很情緒化？很暴力？打死我都唔信。

大軍殺到？
外地來港的反WTO朋友，至少也有幾千人，他們要食要住，遊行之餘可能都要玩一下，政府與傳媒卻把港島做生意的人嚇破膽，其實卻是好商機，我那天在灣仔大排檔吃飯，叫老闆不要關門，許多人會幫襯，他半信半疑，唔信果個真係冇運行。

香港待客之道何在？
香 港媒體不斷擔心外國人來港示威會害死香港人，但從來沒有想過，我們香港如何虧待了人家，今天一家酒店把一些南韓工人的房間預訂取消，簡直離譜，還有，不知 香港政府會否還到處堵截人家入境？香港傳媒如果真的這麼有空去採訪賣鐵枝的五金舖，不如研究一下香港政府以及各界人士如何糟質我們這些賓客。

不問理由的香港傳媒
有 香港記者劈頭第一句便問南韓農民會否自殺，卻不問人家為何會有人犠牲性命抗議，卻不問誰迫他自殺，至少也該問，為何這麼多韓囼人花一大筆錢來香港抗議，這 些朋友不是幾百萬未開頭，或前世沒有坐過飛機，他們有各種各樣跟世貿有關的理由；如果真的要獵奇，香港傳媒應該問，同樣受到世貿害苦的中國農民，為甚麼沒 有來香港抗議？我們的農民過得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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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外傭工會被警察騷擾

兩天的會議，累死人，即場討論有時悶，有時刺激，其實最有意義的是互相了解，大家又可以共同籌謀未來合作計劃，希望不要得個講字。

原 來可以去酒吧輕鬆下，結果又要去「人民開咪」撐場，結束後獨自坐車歸家，有點失落，但最令我覺得失落的，是接到電話說警察搜查一民間組織，大概是因為 WTO的關係，組織最初傳為AMRC，後來從某位朋友處才知道，應該是「印尼外傭工會」，發生在大約下午四時。大夜了，不好意思把NGO的朋友吵醒作訪 問。

晚上拖著疲倦身軀，扭開電視，找不到相關新聞，網上也找不到，無人理，好像沒有發生過，只有那些不斷渲染示威者暴力的所謂報導，頂唔順，這個例子說明，獨立媒體其實有其重要角色，點會唔掂，只係我地呢D獨立媒體重未掂，而NGO更沒有空自己報導自己，唉！革命尚未成功呀！

從未如此覺得自己的工作那麼有意義，如果有人拍下警察搜查NGO，或者有人拍下照片，或寫個好的新聞故事，那便好了，希望WTO大家都會做得更好。

照片來自： Philgar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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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忘歷史的政府宣傳

一 位記者朋友跟我訴苦，他說，每次交稿給採主及編輯，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往往文不對題，編輯自行創作一些片段，例如什麼「絕密策略」、「激怒對手」、「大 陰謀」等，整個新聞故事由首至尾，由創作到評論，一手包辦。另外，天主教主教陳日君見教徒，討論政改方案，幾份報章「很有默契地」大字標題說，陳主教立場 軟化，改口風﹔媒體愈來愈毫不掩飾它的政治宣傳角色，反對者也以反宣傳應戰，以前說現代傳媒是民意機關，是理性討論的基礎，現在看來簡直就像傳說一樣虛無 縹緲。

兩周前我到浸會大學聽講座，講者是一位加拿大的新聞系教授，她說，香港這種傳媒做法，在北美叫「drive-by editing」，源出「drive-by shooting」（駕車開火）一詞，很有動作電影感﹔以槍械作為傳媒運作的隱喻，我愈想愈覺得貼切，事實上，40至50年代，美國的傳播研究便有所謂 「神奇子彈理論」（magic bullet theory）﹔二次大戰後，不少學者認為，納粹德國的興起，與運用大眾媒體進行政治宣傳有關，而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也忙進行政治宣傳，當時的政府 相信，大眾媒體信息像子彈一樣，可以穿透人心兼洗腦。

這種理論後來受到許多人質疑與挑戰，傳媒信息未必是如此威力驚人，但政府的子彈卻仍 然照樣發射，友人常開玩笑說，香港可能是全世界公營部門廣告最多的城 市，政府會嚇人（「最高刑罰監禁……」、「醉酒駕車，後悔一生」）、政府會教人（「洗手，洗手，洗手」）、政府會提醒你（「記得換身分證」）、政府會搞形 象（充滿電影感的警察廣告）、政府會呼籲（「請支持世貿喇﹗」），曾蔭權(相關新聞 - 網站)亦禁不住，上電視呼籲我們支持政改方案，又勞動北大人南下，表面上是會見議員，實質是在電視機前為曾蔭權打打氣，紓一紓民怨。

政府開火 反對者亦開火

我們距離冷戰很遠，但又好像回到政治宣傳的年代，政府「開火」，反對者亦「開火」，支持政府者大賣報紙廣告，支持普選也在報章廣告上跟對手短兵相接，但究竟他們用的是什麼子彈﹖

談 方案，通常不只一個，總會比較不同方案的好壞，以前草擬《基本法》時，有關政制，便有好幾個方案，例如「雙查方案」，當年的查大俠便撰寫一系列文章，力 陳制度的優缺點，還跟不少學者辯論美國民主制度是否「間選」，當年的最後決定，談不上理性，但這場辯論還算理性，使當時還是中學生的我，接受了一場理性的 啟蒙。

今日方案只有一個，支持方案者，迎合政治宣傳的年代，並不訴諸理性思辯，反而奇談怪論層出不窮，例如許仕仁的打麻雀論，叫人摸不著 頭腦，林瑞麟(相關新聞 - 網站)更妙，人問他何時普選，他說﹕「神作的決定，無遲亦無早。」他只是神的僕人，誰是「神」呢﹖較實在的理由是，不要反對政改方案，這樣會破壞中港關係 的和諧大局，這已是中央接受的了，說穿了，是「神」一般的權威取代了理據。

這種權威，不依賴歷史正統，卻來自現代政治宣傳，它通常不愛歷 史，或將歷史神秘化，歷史這東西，香港特區官僚（這一點倒跟中國共產黨成強烈對比）更特別討 厭，他們要管理「當下」，懶得書寫或改寫歷史，順帶忘記歷史，明明翻炒舊貨，卻當是永恒價值，例如「平衡參與」頓成金科玉律，但曾蔭權卻沒有告訴我們，那 其實是港英政府80年代半調子的代議政制小改革的產物，功能組別及委任制與後來的直選並存，就是因為要回應香港人的民主訴求而搞出來的，很不幸，今天我們 還要跟20年前殖民地留下的「孽種」糾纏﹗

在電視機前，燈光及化妝弄得很不夠水準，但曾蔭權卻自命自己很創新﹕「過去無論是總督或者行政 長官，都絕少透過電視就政制問題直接向大家講話。」正因為歷 史由「我」開始，所以現在的方案已是一大步，他是一個沒有歷史的主體，有的話也只有「兩年」﹕「我懇請大家不要讓兩年的心血與汗水，付諸東流。事實上，我 也想不出有更適合香港現而可得到各方支持的方案。」

50多歲的曾蔭權不愛談歷史，但不少支持普選的年輕人雖不講歷史，卻很有歷史感，他 們感受到民主改革的訴求歷史悠久，哪會只有「兩年貨仔」，簡直就是《無 間道》的「三年又三年」或「十年又十年」，「普選」在香港政治歷史中竟是如此沉重﹔上星期，「一群熱愛香港的青年——高登討論區網民」刊登報紙廣告，畫出 一個人由5歲至85歲，最後進入墳墓，仍然在等待普選，他們叫人上街，因為他們不想將來78歲時還要做同樣的事。

香港的行動主義傳統

特 區政府不願意面對香港的政治歷史，不願承認香港人有漫長的社會及政治運動及訴求，一直堅信香港人非政治化，政治冷感兼不成熟，這是香港政府及統治階層的 意識形態，但他們今天要面對的，卻是歷史感與日俱增的公民社會，有人會忘記六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忘記80年代的民主運動，甚至忘記八九六四，但不會有多 少人忘記七一的人民力量。

我有一位朋友林蔚文，去年送我一本她的著作《理解香港政治文化》（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書的副標題就是「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行動主義及非政治化的弔詭）」，她很努力發掘出50至70年代香港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指出戰後香港一直有很強的行動主 義傳統，衝擊殖民政府，但這種行動主義卻與主流非政治化論述共存，香港人的政治潛力經常被統治者掩蓋，或遭人遺忘﹔也許大遊行的意義，除了向政府方案說 不之外，就是要身體力行，走出統治階層的宣傳，走出它散播的歷史健忘症，重現民主群眾運動的歷史足跡。

《明報》2005. 12.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