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3月 09, 2005

一個尖沙咀,兩個世界

晚上七時四十五分,走進地鐵站恒生銀行,跟台灣的舊同學雅君會面,彼此沒見面已有兩年多,她還是穿得很優雅,「爛躂躂」的我心想,跟她開一個玩笑,我提議 到重慶大廈吃晚飯,她欣然答應,我有點意外,我猜她大概對重慶大廈沒有甚麼概念,我問她:你有沒有看過王家衛的《重慶森林》?她說:看過,不過也忘記了。

想不到我對一個地方的印象,竟然是從電影開始。

我 們步出地鐵站,不消幾分鐘便到達重慶大廈了,也是人聲鼎沸,跟街上不同的是,你會突然發現,自己變成了少數族裔,身邊都是印巴籍與非洲黑人,中間夾雜著一 些白人,我跟雅君說,這兒是香港種族最多元的地方了,國際化?全球化?今天的中環與明天的西九龍都是假的,真的在重慶大廈。

幾個印巴籍男 子操著流利廣東話跑過來,這些傢伙有點性別歧視,名片都塞到我手裡,還好,否則可能把雅君嚇壞。我看了一會名片,決定到某一家在Block B的餐廳,Block B的電梯外有一條很長的人龍,我們只好排隊,不知要等到甚麼時候;突然,一位印巴男子走過來,他是幫Block B那家餐聽派名片的,大概怕我臨時變卦,他說,走樓梯吧!比較快,不用等那麼久。

我想,這也好,來了幾次重慶大廈,但也完全弄不懂這兒的樓梯該怎麼走,像個迷宮,一定要有人帶路;於是,我根本沒有問一下君的意見,便叫她跟我一道隨印巴男子走,想不到,要轉幾個彎,才到梯間,我這時才開始想,雅君會不會很害怕?

這 時,也不好意思掉頭走,她在我三呎之後緩緩走著,我有點不好意思,而印巴籍男子也走得挺快;樓梯有點髒及破舊,還好,沒有甚麼怪味,但燈光半暗不亮;坦白 說,不知是否還是有點種族歧視,我也有點害怕他會在梯間向我們行劫,卻裝得很自然,直至到了三樓的餐廳才有點放心。事後君說,如果不是我拉著她,她絕對不 會跟這個傢伙走樓梯,這我很能理解,她是一位獨個兒不敢到旺角逛街的遊客,尖沙咀購物區是她的最愛,她也從來想像不到尖沙咀會在這樣的地方。

甫坐下來,她環視了餐聽一周便說,這兒讓她想起紐約,我看到她緊張過後變得有點舒暢,在一家陌生的餐聽裡,有一點兒重回舊地的感覺;紐約在許多香港人心目中,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但住過一年紐約的雅君,即使過著頗為優越的生活,還是感受到紐約的種族多元。

餐聽的確跟外面髒亂的樓梯很不一樣,很整齊,燈光及擺設很有印度的感覺(也許是香港人的刻板印象),從雅君的感覺,令我懷疑,印度特性可能已在全球各大城市中蔓延。

當然,雅君還是發現這兒是很「香港」的地方,我跟侍應說英語,他卻跟我說廣東話,只好跟他以廣東話交談,雅君望著我們,覺得很奇怪,這兩個不同種族的人,說著一種叫「中文」的語言,她作為華人,卻一句也聽不懂。

這 頓飯吃了很久,不知不覺吃了兩小時,沒見面的兩年各自有許多故事發生了,我們偶爾通通電郵,卻很少會如此安靜地聊天,大家也很懷念以前一起上課的日子;餐 廳由一個人也沒有,到後來幾乎坐滿,但店主完全沒有給我們壓力,要我們盡快結賬離開,這跟香港不少中檔至低檔的食肆很不一樣;而且,可能店主已習慣了香港 的擠迫環境,掌握了香港人的空間感,地方很小,擺放的餐桌不多也不少,固然沒有高級餐廳的空空蕩蕩感覺,也不致於太擠迫,使客人彼此干擾了鄰桌的私人空 間,你若不明白我說甚麼,可以在星期日中午茶市時,到任何一家酒樓便可領略到所謂「擠迫」是甚麼意思。

我突然發現,重慶大廈有這些可愛之處。而且,也挺實惠,在尖沙咀這樣的地方,兩個人在餐聽裡吃上一頓兩小時的飯,兩盤咖哩,兩大個薄餅,三瓶啤酒,竟然也只是一百一十元。

約十時,雅君約了跟她一道來台灣的學生到半島酒店的一家餐廳兼酒吧,她問我,有沒有到過半島酒店二十八樓,我說,我連半島酒店也沒有到過,她說,那你應該去見識一下,我請你喝一杯;於是,我們結賬後,離開重慶大廈,過馬路到對面的半島酒店,簡直是兩個世界。

二十八樓,當然是半島酒店後來加建的部份,從側面走進商場,碰到她一大群學生,穿過大堂到了另一側的電梯,我們直上二十八樓的Felix,後來上網才知道,那兒是被旅遊書定為甚麼「香港十大浪漫景點」、「香港十大心動景點」。

Felix是一位著名法國設計師Philippe Starck設計的,根據全球餐廳排名榜,佔第18位,我對室內設計不在行,但那兒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天花,高度大概是一般酒吧的兩倍,然後,當然是面向維港的一百八十度夜景,據說,臨窗的餐桌要訂座及特別收費,客人多數是吃晚飯。

雅 君以前已來過這兒,她很熟練地走到餐聽盡頭的一張大理石長桌,四邊排著高高的椅子;這位設計師很有名,但桌椅的設計,肯定是按照西方身材高大人士設計,我 們坐起來很不舒服,桌子太高,椅子太矮;不管用餐聽或酒吧的尺度來看,這家餐聽的天花板,桌椅的高度及距離,都大了一點。

純粹喝酒的話, 這兒不算十分昂貴,一杯酒大概是八十元左右,比尖沙咀其他酒吧貴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但這兒是半島酒店,地價及房租是天文數字;然而,這個空間讓我感到不自 在,倒不是Felix裡坐滿是白人,而是設計與氣氛都沒有一般香港酒吧的親切,可以跟鄰座或鄰桌的人搭訕聊天,而且,這種吧枱應該連著調酒的水吧,但這兒 卻是一張寬大的雲石枱,加上現場音樂,只可能跟鄰桌的人聊天,稍為遠一點的人聲也聽不到。

Felix最有名的是廁所,旅遊書總叫遊客參觀 一下,特別是男廁,因為那兒的尿兜放在向外的落地玻璃,男仕可以對著尖沙咀夜景「解決」,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有點過癮,我卻覺得有點心驚,覺得好像隨時會 掉下去似的;洗手的水龍頭有三個,黃銅造的,是自動感應的,只要一伸手,水便從三處同時流出來,我卻覺得並不是很高明的設計,因為洗手盆略嫌太平坦,水會 濺到身上。

這位設計師實在有點華而不實。

坐了一個小時左右,我便告辭了,離開這個好像只屬高級遊客的地方;跟雅君話別,有點不捨,但想起明天要早起,只好走了,還要坐一個小時的巴士回元朗,未上車便感到身心疲累了。

幾 天後回來上課,讀到呂大樂的"Malling of Hong Kong",他以商場的社會性質及功能變化,訴說一個香港本土社會的出現,他特別提到尖沙咀海運大廈,那兒的商場由專屬外國人獵奇的地方,變成越來越是本 地消費及居住空間的特徵;我突然覺得,他筆下六十年代的尖沙咀,到了今天,似乎只剩下半島酒店了,那種異化的感覺--明明是「自己」的地方,又覺得陌生與 疏離,我在Felix裡有點體會,但同時,今天的香港或尖沙咀,終究不是六十年代的香港,我們可以找到「自己」的地方,不單只海運大廈與其他商場,已非只 為外國遊客消費凝視的場所,連好像屬於另一個種族的空間--重慶大廈裡的印度餐廳,也可以發現既本地又國際的空間經驗,「自己」的地方又何止一個或一種, 而國際或全球的空間,我們還是有許多方式去接軌,國際設計大師是一種,但那位粵語說得比英語流利的印度香港同胞,也是另一種接軌,當然,跟我這位台灣同學 聊天又是另一種。

星期日, 3月 06, 2005

《最後的貴族》與「最墮落的貴族」

曾當過政協副主席的章伯鈞,他的小女兒章詒和為甚麼沒有當上政協?我不知道,董建華為甚麼當上政協副主席?大部份香港都很清楚。

建國後 的政協不像現在那樣滿室銅臭,相反,那時很有貴族與知識分子氣味,讀過《最後的貴族》(國內版:往事並不如煙),大概知道是個甚麼模樣,其中一位副 主席章伯鈞留學德國,唸哲學的;政協常委羅隆基留學美國名校,搞政治學的;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也是政協委員。解放後的政協,是按著毛澤東當時的新民主主義 的統一戰線籌組的,內裡有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物,以及跟共產黨友好的黨外知識分子,連反右前已挨批的梁漱溟也是其中一員。

現在的政協當然也有不少名門之後,例如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是政協常委,但現在卻多了許多資本家,老一輩的霍英東不用提了,連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也成為政協委員了,同屬企業家家族出身的董建華,當然少不了。

今天的資本家與當年的知識分子,其遭遇實在相差太遠了。

章伯鈞,當過交通部部長,對黨政制度提了點意見,大概是要增加一點民主黨派的政治影響力,以及提倡文化藝術問題要開放討論,於是便成了中國第一大右派,並與羅隆基被定性為「章羅聯盟」,從此沒有政治以至起碼的人生前途與自由了。

章 詒和說得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需要從民主黨派與共產黨的關係理解;解放後,雖然是共產黨領導,但由於革命過程裡,民主黨派人士也出了不少力,而且,這 些人不少是「大知識份子」,唸的書要比位高權重的毛澤東等「小知識份子」多,例如留學德國的章伯鈞唸的馬克思及列寧,肯定要比毛澤東的要多了,而當中也有不少搞科學及工程的, 故此,不管是因為歷史理由,還是實際理由,都需要與他們結盟,而五十年代離開革命年代不久,民主黨派人士高漲的政治熱情,他們還沒有被黨完全馴服。

大概那時誰也搞不清「共產黨領導」是甚麼玩意,有人以為,你領導,但我總可以說句話吧!例如《最後的貴族》中的章 伯鈞找來儲安平辦《光明日報》,帶著幾分天真與理想的,想辦一份民主黨派的報紙;事後 看來,反右是更徹底地讓大家弄清「領導」是甚麼意思,至少在五十年代,「領導」的意思是:異議聲音是不容許的,民主黨派不能成獨立自主的政黨,更不可以妄想增加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事實上,據章詒和 說,民主黨派內,早已明伏與暗伏了不少共產黨員(如胡愈之)了,而且也有不少人準備棄暗投明(例如史良),隨時進行變節、策反、代共產黨接收民主黨派。

今天不會出現反右這種事,有人說是共產黨開明了,但你也可以說,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關係已經「理順」了,能被吸納的都馴服了,即使偶爾有一丁點異議,也不 會引起黨的過份神經緊張,反正心知是亂不了的,而且,今天政協裡多了這麼多愛國資本家,他們大都不像知識份子,自己的主張及意見不是特別多,卻由於利益關 係,特別聽話合作,今天的政協,正是另一位「大右派」儲安平說的--「黨天下」。

《最後的貴族》,可以說是對今天政協的一種反諷對照;章詒和經常提到,當年這些貴族如何在政治高壓及物質匱乏之下,還開派對,暫時忘記門外的淒風冷雨,這 可能是書中最具有文學想像的部份,帶著點點魔幻的感覺;如果今天的政協委員還算是「貴族」(章女仕一定不會同意!),「貴族們」終於可以跟共產黨公開地開 派對跳華爾滋了,當然,條件是要喪失「最後的貴族」中最令人覺得珍貴的獨立異議。

一榮一辱,個人道德人格當然高下立見,沒有人膽敢比較同是政協副主席的章伯鈞與董建華,章在五十年代還敢百花齊放一下,但董坐擁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區政府,何時說過半句批評中央的話?對不起,行文方便,作了這種比較,其實是對章女仕及章先生最大的不敬。

然而,當權人掌握的「歷史」也似乎注定了這種巨大的差別。

章伯鈞一輩子也無法摘下大右派的帽子,倒不是共產黨到今天仍然認為章伯鈞真的是「右派」,據章詒和的回憶,理由很有趣,八十年代大量右派平反,領導見了章 太太李健生,說因為黨為反右的錯誤定性為「過份擴大」,既然是「過份了」,則原意還是對的,所以,作為第一大右派的章伯鈞,不能平反,但黨會好好照顧他的 妻兒子女;不知是否這個原因,章伯鈞的大兒子及大女兒,總算有個政協人大的職位,有趣的是,小女兒章詒和還是個研究員而矣。

共產黨眼中,個人聲譽及歷史位置,當然及不上黨的聲譽及歷史功過,有可能的話,黨盡可能調節與操控一下個人的位置,來完成黨的使命及需要,所以,章伯鈞需 要繼續是一個大右派,而今天董建華需要是一位唯唯諾諾的臣子,連辭職也要跟北大人談好安排好,才跟香港人交待,以至連他在香港政治路途的最後一程,都是這 麼窩囊,幾天之內,幾乎已被香港人掃進歷史的垃圾筒裡,但中央似乎己給董建華留有一個官方的歷史位置,可以寫進他老人家將來的墓碑上。

如果董建華也算是個貴族,真的要給他一個「最」甚麼的名銜,他一定是「最墮落的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