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不放心，孩子如何出生？

兩星期前，舊同學聚會，舊同學都成了中產階級，買樓兼生兒育女，只有我過著流氓準中產階級生活，自在之餘有點唏噓。

香港政府說生育率下降，但環顧我的同學，生完一個又一個，道理其實很簡單，我的同學不知道是幸運還是早出來做事，他們大都有穩定工作，剛巧當天有三位都是做政府工，連那位以合約形式受聘的女同學，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也懷孕了。

其實香港人也喜歡孩子，只是世道不好，工作又欠穩定，政府無時無刻叫人自我增值，加入全球化，工作時間又長又冗，大風大浪兼無癮，誰想生孩子呢？

你看，只要工作稍為穩定，中產階級還是努力生孩子的，香港政府只搞政治大穩定，只讓資本家穩定賺錢，打工仔女的工作是否穩定？沒有官員關心，唉，你增加多少免稅額都沒有人願意生孩子喇！

剛在網上看到台灣的「怕生育聯盟」回應台灣政府的「鼓勵生育政策」，觀點跟我一樣，他們的口號是「人民放心，孩子自然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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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吸煙很過癮？

我跟學生說，如果香煙真的這麼有害，警告字句越來越大，但又仍然可以公然售賣，為何其他被禁藥物如Ecstasy, LSD, Ketamine等不可仿傚香煙規管方法，而讓它們合法化？事實上，不少支持藥物使用自由權人士，他們的立場不是鼓吹純自由用藥，而是反對管制，台灣破報 稱為「反反毒」立場，他們早就說過，應該向市民提供各種資訊，讓使用者在知情下自行決定是否及如何用藥。

現在香港政府對付香煙的做法，有點像「反反毒」立場，有趣的是，在政府提供的資訊中，恐嚇的元素越佔越多；但說到底，香煙不像大麻或海洛英，它還不是違禁藥物。

葉輝回顧了 一點菸草的傳播及禁制史，引起我興趣，翻開歷史家柯特萊特（David Courtwright）在《上癮五百年》（Forces of Habit）一書；從歷史來看，香煙與大部分精神藥物一樣，是由於殖民地擴張才風行全球的，柯特萊特形容此為「精神刺激革命」（psychoactive revolution），事實上，在早期資本主義貿易中，並非糧食等日用品，反而茶葉、咖啡、鴉片等具有多少精神刺激作用的東西，卻大行其道。以菸草為 例，歐洲人於15世紀的航海大發現中才第一次碰上，17世紀，由西班牙人殖民統治的菲律賓，經福建商人，再傳至中國，一直至19世紀，殖民擴張遍及全球， 香煙才在全世界廣泛流行起來。

雖然煙草業漸漸擴張，成為跨國或民族工業，但菸草一直成為政權與教會指罵的對象，但又永遠沒有完全禁止，好 像限制它、打壓它、污名化它，比完全禁止來得「有意思」，反對人家吸煙似乎比吸煙還要過癮；15至17世紀，菸早被視為異教徒、殖民地、未開化的象徵物， 因為歐洲人第一次看到菸草時，土著正詭異地咀嚼著或用管子吸著；英王詹姆斯一世稱它為「地獄草」，吸煙者偶爾也會受到王朝及教會的嚴厲懲罰，例如，在教堂 內不准吸煙，否則逐離上帝的國度。對香菸的敵視，在19世紀由道德主義者接棒，宗教人士斥之為毒害青年，至20世紀，政府或民間團體反對吸煙，開始以「公 共衛生」－－一個由19世紀中開始出現的概念－－之名來推行，標榜現代文明。

似乎政權需要「菸草」這個他者，來確立自己的神聖、道德、文明、健康形象，所以吸煙與香煙只能被限制，不能被完全禁止，只能鼓勵煙民戒煙，不能視他們為癮君子，關進戒毒所戒毒，因為它處於我們社會規訓的某一特定位置。

「香 煙」成為如此重槌打擊的對象，犧牲不少市民的人身自由，不僅僅因為醫學上的理由，而有其深遠的歷史及象徵原因，否則，我很難理解我們關心食肆員工健康，可 憐他們被迫吸食二手煙，但為何我們政府不大關心員工長工時、低薪、欠保障，那不是一樣損害健康嗎？再進一步，國外不少團體已指出，既然我們要警告甚至恐嚇 吸煙者，為何我們不在漢堡飽店貼上骷髏頭標誌﹖為什麼不禁止大型快餐店的「天真」、「快樂」的廣告﹖或至少該多宣傳垃圾食物的禍害。

照片來源：Lenny Mon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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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訪熱潮（中國慢慢變「好」之一）

這幾年經常到國內，偶爾會碰上八十年代出生的年青人，不少是大學生，八九年的事，對他們來說多沒有太大感覺，有時還會聽到部份人重複官方的解釋，社會穩定太重要，政府不及時鎮壓，哪來九十年代至今的經濟起飛？始終，中國是慢慢變好的。
「慢慢變好」到底怎個「慢」法？如何「好」了？當然可以有許多例子，不妨由我最近知道的事情開始談。

上訪熱潮

每次到大陸，總買一份《南方周末》，比香港所有周刊與報紙都好看，香港人愛談「增值」，其實不難，把一整份《南方周末》看完便長了不少知識，好像最近一期的封面故事，談的便是最近修改的信訪制度及條例，標題為「上訪者老安的"黃金周"」。

北京的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有一個名為「人民來訪接待室」，俗稱「兩辦」，永遠擠滿了人，全國各地有怨無路訴的人，特別是農民，都進京告御狀，以至北京南站東庄有一個住了幾千人的「上訪村」，信訪一直是北京或全中國的奇景。

黃 金周前，新信訪條例改了，例如，政府部門接受到信訪，要六十天內答覆，其實，如果真的切實執行，至少會減少北京「兩辦」的人數，因為地方政府其 實也有信訪部門，不少上訪人士可以在地方層次解決問題；此外，處理信訪群眾問題，成為幹部考核表現的一部份，亦因為這個原因，「截訪」的情形不見了，以前 的地方政府怕被投訴，故會派員到「兩辦」堵截上訪群眾，不讓他們告御狀，在以前的信訪部門，經常看到上訪者與截訪者的糾纏，黃金周後，《南方周末》的記者 發現，北京的信訪部門不再有截訪者，措施似乎暫時有效，據說，連信訪部份的工作人員態度也變得友善。

我真心期望中國真的會變好，只是，我閱讀報導時會問，接受投訴的機制變得完善了，但引致人民上訪的原因呢？人民受到幹部欺凌，或遇到不公平事，才會告御狀，例如近年上訪問題多為土地及房屋拆遷，背後的社會政治原因不改，處理上訪的程序變得妥善，也似乎作用不大。

這大概是「慢慢變好」的一個例子，程序及門面功夫的改善程度，比解決深層的社會原因來得多，而標榜「以民為本」的政府，它許多真實的一面，好像都躲在紛紛擾擾背後，以及各項耀眼的政策改善之後，不為人所察覺。

照片來源：《南方周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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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公司「阿四」、BT與銀行總裁

Glasses
Originally uploaded by Janek.

在這個愛談道德價值的世代，我遇上幾件令人憤怒的事。

友人有幸成功獲得一電影公司聘用為「阿四」，該公司是香港某著名大導演的製作公司，高興之餘，發現該公司為了逃避強積金，以一個月合約聘用員工，一個月後 再簽約，然後告訴員工，你沒有任何勞工法例保障，除了星期天可以放假外，沒有有薪年假，不計算年資，甚麼長服金及遣散費當然沒有。

換言之，就是利用法律漏洞，或嚴格說來，根本就是犯法（即使是聘用一個月，也要遵守勞法）；我問友人，為何沒有人告發？他說，大概是基層員工怕被列入電影 圈黑名單，老闆恃著沒有人敢告發，所以可以為所欲為，損害工人利益；友人說，香港電影業大小老闆，絕大部份都是異常刻薄異常古惑，以前經常拖欠工資，現在 糧期準已是皇恩浩蕩。

在香港這個講求古惑走精面的社會，這本來很平常，但是，電影人電影老闆這邊廂當無良僱主，那邊廂卻要我們做個良好市民及消費者，不要買翻版，不要非法下載，正所謂，只許電影人無良，不許百姓下載。

在電影人及政府加強執法及修例前，BT上載下載，也是法律漏洞，交換電影，何罪之有？至少比剝削員工來得光明正大，根據電影人的刻薄原則，如果沒有人來戲院看電影，導致你失業，你餓死，關鬼我事？你唔好去拍戲呀笨！你生存唔到，咁你就早死早著！幹嗎跟我談知識產權問題？

當然，要不道德，也要講身份，講權力，講地位，現在BT的小網民是罪大惡極了，何解？據說是因為它損害創意工業，但為了創意工業，剝削員工，卻又是天經地義，所以，大老闆大導演大明星們，不要跟我講道義，不要跟我講責任好了，坦白一點，講power吧！

這是一個表面理性、開放、文明，但根本就是個蝦蝦霸霸弱肉強食的社會。

所以，現在我明白，為甚麼堂堂一位銀行總裁，可以對著一位學生哥說，因為你反對我支持的意見，所以我要把你列入中環黑名單，因為我有「權」，我有錢，愛幹甚麼便幹甚麼，這本來就是有權勢者的邏輯（不知道我說甚麼，請到這裡看）。

我記得看過一本有關明朝的書，名為《墮落年代》，作者說，明朝中期以後，士大夫愛「講」道德風骨，但其實朝政異常黑暗醜惡，皇帝專橫拔扈，朝臣爾虞我詐， 現實越不道德，便越多人愛談道德；難怪我們剛辭職的特首愛談儒家倫理（「談」而矣），而身邊的人都忙著大談道德，還有，連Roadshow都在介紹《論 語》了。

照片來源：Jan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