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書店是公共還是私人？

榆林書店擺放派發刊物的地方，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

我 的答案是，它既是私人，也是公共的；聽起來有點矛盾，但這是當代城市的現象，自命代表公眾（或人民）的政府或公共機構，已越來越撤出公共空間，相反，大小 私人企業所建構的公共空間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同時，亦構成了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小小的榆林書店不過是冰山一角而矣，以香港為例，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商場，有時它比不少公共空間，如遮打花園、中環行人專用區等還要吸引 人流。

類似的事件，去年便發生過，銅鑼灣世貿中心的貼紙相機的管理人員，曾禁止任何兩位男性單獨入內拍照。

這種空間，我們已不能用產權（property right）來討論了，用法理語言來理解，更是把問題抽離其歷史脈絡；換一個簡單的說法，書店店主從法律上當然可以合法拒絕任何刊物，但這種做法是否合理，又是另一個問題。

「產權」是其中一種權利，既然我認為「產權」不是恰當的討論語言，同志團體的平權論述，也不是這麼恰當；雖然筆者在這件事裡的立場，可界定為支持同志團體的，也認為榆林書店不當，但我認為，把事件視為歧視，並不準確地呈現事件的性質。

由 書店以至其他大小企業所經營的公共空間，是我們公共文化的孕育場所，但不管誰來經營，都涉及有形及無形的規範，這種規範經常對某類群體特別開放，對另一些 會排斥；例如哈伯瑪斯著名的「公共領域」，具體指的是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的咖啡店及沙龍，雖然那是啟蒙理性的誕生地，但不少女性主義者及族群研究者指出， 那是非常白人－男性－布爾喬亞中心的，女性、有色人種、工人等都很難進入參與。

這種排斥（exclusion），主要不是法律權利的問 題，也不是立個法便可解決的，而是文化建制的問題，涉及文化政治、文化政策、文化管理，這些都規範著我們的公共交往；網友日不落說，我們對榆林的「期望」 並不合理，因為它是一家私人公司，我會說，合不合理，不是從產權來界定，而是由公眾來爭議的，爭議的焦點是，榆林那個擺放刊物的空間究竟有多公共，以及是 怎樣的公共空間。

所以，雖然我並不認為事件涉及歧視，但同志團體對榆林書店的衝擊還是有意義，它的意義不在平權反歧視，而在於質問公共空間的邊界，以及公共文化中的規範。

故此，我並不太建議用反歧視法來回應這個問題，我想，與其法律鬥爭，不如做以下兩件更重要的事：

1. 在西洋菜街的論壇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不同身份認同的群體應該繼續質疑公共空間的邊界及規範，例如商場、大型屋苑、學校等等，這是一場公民意識反省的運動；
2. 創造新的公共空間，例如台北已有人思考如何串連酒吧、咖啡店、書店，形成新的公共文化空間，香港又如何？旺角是否一個好地方？

香港人熟習的法理語言，有時會窒礙思考，不能開拓新的社會空間，而公共空間或文化的詞辭，香港人的確較陌生，但我相信，熟習及運用它來思考，以及指導行動，肯定對新環境新運動有用。

圖片說明：相中是上海的新天地，由瑞安公司開發及管理，它清拆了太平橋附近的石庫門民居，然後用部份建材重新建造了一個消費區，這也是一個由私人經營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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