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歷史的政府宣傳

一 位記者朋友跟我訴苦，他說，每次交稿給採主及編輯，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往往文不對題，編輯自行創作一些片段，例如什麼「絕密策略」、「激怒對手」、「大 陰謀」等，整個新聞故事由首至尾，由創作到評論，一手包辦。另外，天主教主教陳日君見教徒，討論政改方案，幾份報章「很有默契地」大字標題說，陳主教立場 軟化，改口風﹔媒體愈來愈毫不掩飾它的政治宣傳角色，反對者也以反宣傳應戰，以前說現代傳媒是民意機關，是理性討論的基礎，現在看來簡直就像傳說一樣虛無 縹緲。

兩周前我到浸會大學聽講座，講者是一位加拿大的新聞系教授，她說，香港這種傳媒做法，在北美叫「drive-by editing」，源出「drive-by shooting」（駕車開火）一詞，很有動作電影感﹔以槍械作為傳媒運作的隱喻，我愈想愈覺得貼切，事實上，40至50年代，美國的傳播研究便有所謂 「神奇子彈理論」（magic bullet theory）﹔二次大戰後，不少學者認為，納粹德國的興起，與運用大眾媒體進行政治宣傳有關，而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也忙進行政治宣傳，當時的政府 相信，大眾媒體信息像子彈一樣，可以穿透人心兼洗腦。

這種理論後來受到許多人質疑與挑戰，傳媒信息未必是如此威力驚人，但政府的子彈卻仍 然照樣發射，友人常開玩笑說，香港可能是全世界公營部門廣告最多的城 市，政府會嚇人（「最高刑罰監禁……」、「醉酒駕車，後悔一生」）、政府會教人（「洗手，洗手，洗手」）、政府會提醒你（「記得換身分證」）、政府會搞形 象（充滿電影感的警察廣告）、政府會呼籲（「請支持世貿喇﹗」），曾蔭權(相關新聞 - 網站)亦禁不住，上電視呼籲我們支持政改方案，又勞動北大人南下，表面上是會見議員，實質是在電視機前為曾蔭權打打氣，紓一紓民怨。

政府開火 反對者亦開火

我們距離冷戰很遠，但又好像回到政治宣傳的年代，政府「開火」，反對者亦「開火」，支持政府者大賣報紙廣告，支持普選也在報章廣告上跟對手短兵相接，但究竟他們用的是什麼子彈﹖

談 方案，通常不只一個，總會比較不同方案的好壞，以前草擬《基本法》時，有關政制，便有好幾個方案，例如「雙查方案」，當年的查大俠便撰寫一系列文章，力 陳制度的優缺點，還跟不少學者辯論美國民主制度是否「間選」，當年的最後決定，談不上理性，但這場辯論還算理性，使當時還是中學生的我，接受了一場理性的 啟蒙。

今日方案只有一個，支持方案者，迎合政治宣傳的年代，並不訴諸理性思辯，反而奇談怪論層出不窮，例如許仕仁的打麻雀論，叫人摸不著 頭腦，林瑞麟(相關新聞 - 網站)更妙，人問他何時普選，他說﹕「神作的決定，無遲亦無早。」他只是神的僕人，誰是「神」呢﹖較實在的理由是，不要反對政改方案，這樣會破壞中港關係 的和諧大局，這已是中央接受的了，說穿了，是「神」一般的權威取代了理據。

這種權威，不依賴歷史正統，卻來自現代政治宣傳，它通常不愛歷 史，或將歷史神秘化，歷史這東西，香港特區官僚（這一點倒跟中國共產黨成強烈對比）更特別討 厭，他們要管理「當下」，懶得書寫或改寫歷史，順帶忘記歷史，明明翻炒舊貨，卻當是永恒價值，例如「平衡參與」頓成金科玉律，但曾蔭權卻沒有告訴我們，那 其實是港英政府80年代半調子的代議政制小改革的產物，功能組別及委任制與後來的直選並存，就是因為要回應香港人的民主訴求而搞出來的，很不幸，今天我們 還要跟20年前殖民地留下的「孽種」糾纏﹗

在電視機前，燈光及化妝弄得很不夠水準，但曾蔭權卻自命自己很創新﹕「過去無論是總督或者行政 長官，都絕少透過電視就政制問題直接向大家講話。」正因為歷 史由「我」開始，所以現在的方案已是一大步，他是一個沒有歷史的主體，有的話也只有「兩年」﹕「我懇請大家不要讓兩年的心血與汗水，付諸東流。事實上，我 也想不出有更適合香港現而可得到各方支持的方案。」

50多歲的曾蔭權不愛談歷史，但不少支持普選的年輕人雖不講歷史，卻很有歷史感，他 們感受到民主改革的訴求歷史悠久，哪會只有「兩年貨仔」，簡直就是《無 間道》的「三年又三年」或「十年又十年」，「普選」在香港政治歷史中竟是如此沉重﹔上星期，「一群熱愛香港的青年——高登討論區網民」刊登報紙廣告，畫出 一個人由5歲至85歲，最後進入墳墓，仍然在等待普選，他們叫人上街，因為他們不想將來78歲時還要做同樣的事。

香港的行動主義傳統

特 區政府不願意面對香港的政治歷史，不願承認香港人有漫長的社會及政治運動及訴求，一直堅信香港人非政治化，政治冷感兼不成熟，這是香港政府及統治階層的 意識形態，但他們今天要面對的，卻是歷史感與日俱增的公民社會，有人會忘記六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忘記80年代的民主運動，甚至忘記八九六四，但不會有多 少人忘記七一的人民力量。

我有一位朋友林蔚文，去年送我一本她的著作《理解香港政治文化》（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書的副標題就是「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行動主義及非政治化的弔詭）」，她很努力發掘出50至70年代香港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指出戰後香港一直有很強的行動主 義傳統，衝擊殖民政府，但這種行動主義卻與主流非政治化論述共存，香港人的政治潛力經常被統治者掩蓋，或遭人遺忘﹔也許大遊行的意義，除了向政府方案說 不之外，就是要身體力行，走出統治階層的宣傳，走出它散播的歷史健忘症，重現民主群眾運動的歷史足跡。

《明報》2005. 12.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