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貴族》與「最墮落的貴族」

曾當過政協副主席的章伯鈞，他的小女兒章詒和為甚麼沒有當上政協？我不知道，董建華為甚麼當上政協副主席？大部份香港都很清楚。

建國後 的政協不像現在那樣滿室銅臭，相反，那時很有貴族與知識分子氣味，讀過《最後的貴族》（國內版：往事並不如煙），大概知道是個甚麼模樣，其中一位副 主席章伯鈞留學德國，唸哲學的；政協常委羅隆基留學美國名校，搞政治學的；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也是政協委員。解放後的政協，是按著毛澤東當時的新民主主義 的統一戰線籌組的，內裡有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物，以及跟共產黨友好的黨外知識分子，連反右前已挨批的梁漱溟也是其中一員。

現在的政協當然也有不少名門之後，例如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是政協常委，但現在卻多了許多資本家，老一輩的霍英東不用提了，連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也成為政協委員了，同屬企業家家族出身的董建華，當然少不了。

今天的資本家與當年的知識分子，其遭遇實在相差太遠了。

章伯鈞，當過交通部部長，對黨政制度提了點意見，大概是要增加一點民主黨派的政治影響力，以及提倡文化藝術問題要開放討論，於是便成了中國第一大右派，並與羅隆基被定性為「章羅聯盟」，從此沒有政治以至起碼的人生前途與自由了。

章 詒和說得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需要從民主黨派與共產黨的關係理解；解放後，雖然是共產黨領導，但由於革命過程裡，民主黨派人士也出了不少力，而且，這 些人不少是「大知識份子」，唸的書要比位高權重的毛澤東等「小知識份子」多，例如留學德國的章伯鈞唸的馬克思及列寧，肯定要比毛澤東的要多了，而當中也有不少搞科學及工程的， 故此，不管是因為歷史理由，還是實際理由，都需要與他們結盟，而五十年代離開革命年代不久，民主黨派人士高漲的政治熱情，他們還沒有被黨完全馴服。

大概那時誰也搞不清「共產黨領導」是甚麼玩意，有人以為，你領導，但我總可以說句話吧！例如《最後的貴族》中的章 伯鈞找來儲安平辦《光明日報》，帶著幾分天真與理想的，想辦一份民主黨派的報紙；事後 看來，反右是更徹底地讓大家弄清「領導」是甚麼意思，至少在五十年代，「領導」的意思是：異議聲音是不容許的，民主黨派不能成獨立自主的政黨，更不可以妄想增加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事實上，據章詒和 說，民主黨派內，早已明伏與暗伏了不少共產黨員（如胡愈之）了，而且也有不少人準備棄暗投明（例如史良），隨時進行變節、策反、代共產黨接收民主黨派。

今天不會出現反右這種事，有人說是共產黨開明了，但你也可以說，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關係已經「理順」了，能被吸納的都馴服了，即使偶爾有一丁點異議，也不 會引起黨的過份神經緊張，反正心知是亂不了的，而且，今天政協裡多了這麼多愛國資本家，他們大都不像知識份子，自己的主張及意見不是特別多，卻由於利益關 係，特別聽話合作，今天的政協，正是另一位「大右派」儲安平說的－－「黨天下」。

《最後的貴族》，可以說是對今天政協的一種反諷對照；章詒和經常提到，當年這些貴族如何在政治高壓及物質匱乏之下，還開派對，暫時忘記門外的淒風冷雨，這 可能是書中最具有文學想像的部份，帶著點點魔幻的感覺；如果今天的政協委員還算是「貴族」（章女仕一定不會同意！），「貴族們」終於可以跟共產黨公開地開 派對跳華爾滋了，當然，條件是要喪失「最後的貴族」中最令人覺得珍貴的獨立異議。

一榮一辱，個人道德人格當然高下立見，沒有人膽敢比較同是政協副主席的章伯鈞與董建華，章在五十年代還敢百花齊放一下，但董坐擁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區政府，何時說過半句批評中央的話？對不起，行文方便，作了這種比較，其實是對章女仕及章先生最大的不敬。

然而，當權人掌握的「歷史」也似乎注定了這種巨大的差別。

章伯鈞一輩子也無法摘下大右派的帽子，倒不是共產黨到今天仍然認為章伯鈞真的是「右派」，據章詒和的回憶，理由很有趣，八十年代大量右派平反，領導見了章 太太李健生，說因為黨為反右的錯誤定性為「過份擴大」，既然是「過份了」，則原意還是對的，所以，作為第一大右派的章伯鈞，不能平反，但黨會好好照顧他的 妻兒子女；不知是否這個原因，章伯鈞的大兒子及大女兒，總算有個政協人大的職位，有趣的是，小女兒章詒和還是個研究員而矣。

共產黨眼中，個人聲譽及歷史位置，當然及不上黨的聲譽及歷史功過，有可能的話，黨盡可能調節與操控一下個人的位置，來完成黨的使命及需要，所以，章伯鈞需 要繼續是一個大右派，而今天董建華需要是一位唯唯諾諾的臣子，連辭職也要跟北大人談好安排好，才跟香港人交待，以至連他在香港政治路途的最後一程，都是這 麼窩囊，幾天之內，幾乎已被香港人掃進歷史的垃圾筒裡，但中央似乎己給董建華留有一個官方的歷史位置，可以寫進他老人家將來的墓碑上。

如果董建華也算是個貴族，真的要給他一個「最」甚麼的名銜，他一定是「最墮落的貴族」。